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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乡村,作家,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身在大学,书写乡村

更新时间:2021-04-09 07:44:10  点击数: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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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英雄心中都有一片不能割舍的土地。
写作缘起:找到与生活真正有联系的形式
梁鸿对《大学英雄》说,无意中翻阅初中时的日记,发现早便许下当作家的心愿,也许当时对“作家”这个身份并没有明确的概念,但恐怕这就是她内心深处对写字这件事的真切热爱的表现。
博士毕业后,梁鸿并没有成为一名职业作家,而是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她开始感到一种精神上的苦闷,“成为一名研究者之后,这种被架空的感觉日益强烈。这并不是否定学院生活和纯粹思考的价值,而是害怕过早的平静、过早的隔离和过早的夸夸其谈。我听到很多这样的夸夸其谈,看似很有道理,但一与正在行进中的生活相联系,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可笑与苍白之处。”[1]
2008年7月,梁鸿带着儿子从北京回到了家乡河南梁庄,前前后后住了五个月,寻摸留守的梁庄人无人触碰的生活脉络。

《中国在梁庄》片段
家乡的风景在梁鸿看来并不陌生,但是当用观察的目光探索村庄时,她有了不同的感悟。“之前可能只是探亲,打打招呼啊,你没有想那么多,但是2008年回去我觉得我要认真地思考一下这个地方,因为那时候你看到的风景看到的人和之前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真的看到了他们,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端着一碗饭,她在梁庄挨个去各家走动,听村人唠嗑,她没有以宏大的社会问题作为切入点,而是诚切地将梁庄人的生活记录下来,不带滤镜,不加评判。
2010年,梁鸿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版,获“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
那年12月,她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一劲儿给她说“谢谢”。
这是一个农民,现在天津开出租车。为了找到梁鸿,他一连往北京打了10多个电话,一上午连活儿都没好好拉。
“谢谢你,你说出了我们农村人的心声。”陌生人对她说,“你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村的事,太真实了。”梁鸿隐隐约约听到,对方的激动里带着一丝哽咽。[2]
看见“看不见”的中国
《中国在梁庄》只是一个开始。梁鸿曾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梁庄600多个梁姓家族的人,留在村里的不足200人,很少有壮劳力。只有把这群出门在外的“梁庄人”的生活状况书写出来,她书写的“梁庄”才是完整的“梁庄”。
梁庄的池塘
梁鸿继而走访西安、南阳、广州、青岛十多个地方,前后采访三百余人。在外的梁庄人如何吃?如何住?如何爱?如何流转?他们与城市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他们怎样思考梁庄?梁鸿将其一一如实记录,写出《出梁庄记》,记录那些被遮蔽的喜怒哀乐:
《出梁庄记》片段
这些在城市务工的梁庄人,活得勤恳而辛劳。“不是农村人不努力,有一个词叫‘阶层固化’,现在阶层固化到农村人很少有上升的空间了。你想他们什么资源都没有,没有教育的资源、没有亲情的资源、没有爱的资源,也没有相对的信息的资源,他们再努力又能怎么办?”
随父母来到西安的女孩  在城中村的巷道里写作业
随着城市的发展,乡村越发显得破败、凋敝,而乡村获得的资源也日渐贫乏,许多人萌生出逃离故乡的的愿望。
可是在逃离故乡,来到城市之后,农民却又显得格格不入。城市从来没有把这群外来的务工者当作自己人,而农民也很难将城市当作自己真正的家。
梁鸿在《出梁庄记》里这样记录:
“都在这二十年了,在这儿待的时间和梁庄都差不多了,还不算西安人?”
“那不可能,啥时候都不是西安人。”
“也没一点感情?”
“有啥感情?做梦梦见的都是梁庄。”
“为啥不住这儿?”
“人家不要咱,咱也没有想着在这儿。”
梁庄的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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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连两部广受好评的非虚构作品之后,梁鸿被许多人冠上“当代中国最成功的乡土作家之一”的名号。梁鸿对此不置可否:“那是别人的看法,但是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乡土作家。因为我并不愿意把乡土和乡村本质化,实际上它只是一个载体。我想写的是一个生存的群体,一个样态。”
2017年,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梁鸿没有选择驾轻就熟的非虚构路径,而是推出了首部“梁庄”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她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描写了梁光正悲情荒诞,曲折迷离的一生。
谈及为什么想到要用小说的手法来写时,梁鸿表示,不想给自己限定一个框架。“体裁适合什么写法,就怎么写,《出梁庄记》一开始想的就是写非虚构,就想给大家展示我所认为的真实的乡村的样子。但是《梁光正的光》高度戏剧化,适合用虚拟的方法来写。”
这本新书,梁鸿想写的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是一个农民,然后再是他背后的广大的乡村。
《梁光正的光》片段
梁鸿对这样一个荒诞不经却又发着光的人物饱含期待:“你看完以后会有一点启发,一点想法,你不觉得他是一个失败者,相反的,你会痛,为什么这样一个一生一直在搏斗的人他没有获得什么?”
有位读者在豆瓣上这样评价《梁光正的光》:看完这本书,我想到一个我憎恶已久的人。我要好好想想他。
这条评价,让作者梁鸿,觉得很幸运也很幸福。
不只是“农民工”的标签,更是活生生的人
梁鸿曾在小区里看到两个人打保安,其中一个人抓着保安的领口,另外一个人拿起挡车的三脚架去打他的头。“配合之流畅,之默契,简直当保安是物一样!”[3]。当时梁鸿在想,假如保安衣着体面,至少不会被这样对待。“实际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都没有给予农民工足够的尊重。”
前段时间有个新闻,大兴火灾之后清退外来人员,让她有些感慨。“在我们的时代,对人的理解往往从阶层来理解,没有独立性,没有把人放到更加平等尊重的地位。我们现在恰恰需要的是重新洗刷一些名称,他们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人,这样他们才能获得尊重,才不会那么仓促、那么毫无尊严地把人赶走。”
外来务工者
对于这些外来务工者,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他归结为一个“农民工”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他被归类了,而不是作为一个拥有一个感情的独立的人来看待。梁鸿对此甚为忧虑:“我们要对我们日常使用的词语有所警惕,那些脱口而出的词语往往蕴含着偏见。当我们说到哪一个群体的时候要特别警惕,因为你牺牲的都是个人性。”
在梁鸿的笔下,我们总是能看到她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深切关怀。我们发现,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中,总是有个群体尴尬而艰辛地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伴随城市的发展,见证改革开放的变化。可对于社会,对于城市而言,他们并不真正存在其中。梁鸿将这一群体活生生地搬到我们面前,也将他们的文明,他们生命的真实形态一一展示给世人。
梁庄之后:记录是我的责任
书大热之后,梁鸿北京的家,成为“梁庄办事处”。在北京的梁庄人,换工作了,生孩子了,遇到纠纷了,都要来跟她说一说。还有很多人打电话给她,请她帮忙解决问题。梁鸿有些不安,她问自己:如果不是为了写书,我会去看他们吗?而这样对话之后,我还是要离开。[4]
因为写作梁庄系列而获得名利,也让梁鸿反思:我在写完两本书之后,好像既得名又得利,变成一个所谓的“著名作家”,但是我真的为梁庄人做了什么呢?我从梁庄得到的,要远远大于我给予梁庄的。我对梁庄有一种负疚感,走不过心里那道坎,觉得自己如此虚荣、自私和无耻,完成书稿后有一种极大的空虚。后来回到梁庄,沿着湍水走了十来天,每天和河边的人们交谈,才慢慢释然。[5]
梁鸿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她提醒自己,不要假装雀跃,或者以为自己做到了什么。作为一个观察者和书写者,把“梁庄”这个意象写透,本身就是一种贡献。梁鸿的师妹杨莉也感慨,“能做到这些本身就已经很伟大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梁鸿
谈及未来的写作,梁鸿有两个方向,一个还是写梁庄,更准确地说,她要写发生在梁庄的墓地里的故事;至于是写活人们到墓地祭祀亲人时发生的故事,还是带有魔幻色彩的墓地亡魂们的窃窃私语,她狡黠一笑,表示暂且保密。另一个是把目光对准城市里的地铁,地上的都市景观与地下的另一种空间,将会形成有趣的对比,这也将是梁鸿第一次挑战城市题材的文学作品。
但不论是写什么题材,以什么手法来写,不变的都是梁鸿要写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初衷。梁鸿笔下故事的动人之处,正是在于,她对自己记录的人物饱含尊重与感情,以平等对话者的姿态如实展现他们的喜怒哀乐,起伏跌落。
在梁鸿的文字里,我们仿佛闻到土地的味道,风一吹,尘土飞起,显现出大大个洞,那是蕴藏人性光辉的地方。
 
部分报道内容引用来源:
[1]《环球人物》“没有上升渠道,理想就成了毒药”专访学者梁鸿
[2]《中国青年报》:大国敝村:更多的中国在梁庄
[3] 腾讯:梁鸿:以另外一种更深远的方式重回梁庄
[4] 《新华日报》有些中国在城市,更多中国在梁庄
[5] 《新京报》梁鸿:把梁庄写得越深,普遍性意义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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