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移动版，省流量，体验好中国传统春宫画历史悠久；但眼下电影、图片却是违法的。尽管反黄活动频繁，国内制品仍然广泛存在，主要通过互联网及DVD光碟传播。
中国西安交通大学的专家学者合著了一篇名为《小窥中国网络》（论文原名A Peep at Pronography Web in China）的学术论文，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几份制品权威统计报告之一。著者通过对“2009年3月29日—2010年1月25日中国西北网部分网络流量”的观测，“采集了1826个网站的9万2950个网页”，发现这些网站中只有12.8%将服务器架设在了中国境内。该论文并无意获取全国网民浏览资讯的数据，而只着眼于检测部分网民浏览网站的模式。
无论如何，坊间仍有证据表明中国对制品的需求在不断增长。除了专业制作的电影，目前还有一股日益增长的DIY电影亚文化风潮（指“业余人士自己动手拍片”），这也正是余幼薇博士（Dr. Katrien Jacobs）在其新书中所研究的主题之一。她的新书题为《人民：中国互联网的性与监控》。
詹：您能描述一下“人民”指的是什么吗？另外，就性文化而言，这个概念又具有何种意味？
余：我写这本书，介绍了在这个互联网激进主义的年代，在互联网审查机制步步紧逼之下，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及文化。这一系列的冲击波表明，尽管政府全面禁止传播，但中国人不但发展出了令人称奇的业，还形成了一股与时俱进的文化。我的研究表明，中国人不仅可以接触到各种使人“感性趣”的产品，也有能力积极探索自身，寻求更新颖的性向、性趣自我认知。但因为考虑到眼下政府新一轮面向活动者及性、艾滋、“酷儿”（即同性恋）活动者的打压浪潮，我这本书的视点其实游移在乐观主义与对中国未来的绝望之间。
詹：您认为，长期来看，政府打击网络的攻坚战是否行之有效？又或者，所谓的审查机制实际上只是以卵击石？
余：据部分统计数据显示，网络不仅顶住禁令压力绝处逢生，更有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看来，的确是禁不了的，而中国政府甚至有可能故意放水，让一部分（网络）得以偷偷流入国内。同时，除了大张旗鼓的清理活动外，政府仍然严把网络关，从未放松对那些支持酷儿、性自由的网络社区的审查工作。看起来，与那些涉足主流商业业的“同行”相比，性小众群体、性艺术者以及性行动主义者们似乎更脆弱——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电影节遭叫停、活动者遭折磨与拘禁的时代。这就是中国的黑暗时代，公民权利与性创造力受到严重冲击；然而，仍然有大量与、性相关的娱乐活动唾手可得，我们权且将其看作是此类文化的安全输出渠道吧。2
詹：中国业的消费者似乎对“日本制造”情有独钟；例如说，有的日本片女星在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忠实拥簇，几乎成为主流趋势。您认为日本电影广受欢迎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如果有的话，其背后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余：是的，就对制品的偏好而言，中国男性似乎真的喜欢日本多过喜欢西方。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日本人了解中国的流行文化及性娱乐市场。很简单，他们提供给这个市场的，无非就是一个可谓“极端”的想象空间，而这一方面恰恰是市场中的中国竞争者们难以望其项背的。虽说日本有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类型片”以及各式令人叹为观止的恋物癖相关产品，实际上，各路文化殊途同归，也就是说，就性快感而言，它们都具有十分狭隘的父权主义观点。这也许就是中国男性喜欢那些日本（片）明星的原因，因为她们体现了一种理想化女性的纯真与纯洁性，而这在西方文化中就很难找到。中国男性多认为西方文化中的女性过于活跃、太“粗俗”。另外还有一点，日本的文化具有“异质性”，使得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可以行之有效地将其思想的解放与对“另一性”的渴求投射上去。
詹：西方批评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其可能造成青少年对性及性别的不良认知；而纵观中国性教育史，实在是惨不忍睹，您认为当前中国许多年轻人对性的了解仅仅、或主要来源于制品，是否存在某种危险？
余：完全正确，而且这个危险现在就正在蔓延。我采访过许多学生，他们说制品是他们唯一的性教育管道。我认为这无疑是一个问题，因为这样的“教育”扭曲了男性对性的期望，他们可能不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正确处理与女性间的性关系。总体来讲，中国目前的文化与所谓的先驱们完全漠视了女性及性小众群体。
潘绥铭是一名业内顶尖学者，他记录并研究了“毛时代”的禁欲潮、荒及荒对中国男性的深层影响。在当今中国，男性可以轻而易举地接触到丰富多彩的电影及各式软性、硬性性服务；面临这样的情况，现在女性反而更难“做”，更难参与，更难舒缓她们的苦恼与压力。所以我认为中国需要的是“教育”，这肯定比“性教育”更令人兴奋；人与人各各不尽相同，通过教育，形形色色的人们得以欣赏、评判色色形形的制品，甚至还可以自导、、自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当然，目前这仅仅只是一种幻想。
詹：某些评论家认为：中国政府大肆宣传反活动，高举反黄大旗，行的却是“加深全面网络监控与过滤”之实。您是否认同此类对政府的指责？
余：我同意，似乎确实就是这么一回事，这就像他们可以假托反艺术、反异见、反三俗等莫名其妙的廉价借口，随便监视、随便乱抓人一样。这也正是他们找了个“大家伙”下手的原因，他们抓了“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译注：请见原文），就是因为他站在风口浪尖，他所支持的活动都具有潜在的颠覆性。这些活动包括了去争取性自由的权利，以及人们享受“坏笑”的权利——就是说人们应该有权从事低俗、的艺术创作，譬如传播笑话。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中国人民并没把政府的官方公告当回事。在为写这本书做准备、做研究的过程中，我读过好多这类公告，然后我去问我的“线人”们，我问他们到底信不信政府公布的这些数据、放的这些话，他们往往会笑笑说：“不信，肯定不信啊！”
余：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确不多，但中国人民已经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与此同时，互联网上有人们DIY的作品，也有性工作者用摄像头为其客户录制的网络。现在还有专门提供文学、禁忌话题小故事的在线网络社区，有网络博客形式的各种日记和相册。未来通向哪里，我不确定。即使是在香港，光辉岁月也以荡然无存，你想想香港以前有多少隐晦的软电影啊，不过好在现在仍有一小撮人坚守阵营，但我觉得还是以前那些老片子更绝、更妙。最近香港有一部3D《3D肉之极乐宝鉴》，不仅票房丰收，社会关注度颇高，而且话题性也很强，引发香港两地一股“谈性”风潮。
余幼薇是一位学者、作家兼社会活动家。她有一个博客，最近还刚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旗下生活娱乐专版“CNNgo”的采访。其著作《人民》很快就会在亚马逊（Amazon）上发售。
近来，媒体对本人私生活关注日增。耳闻目睹诸多揣测之后，本人认为有必要向公众提供一份说明，澄清事实。家门近日风雨不平，本人深感忧虑，但对于眼下进行中的调查无可奉告，亦不予置评。面对各种针对本人的流言蜚语及无端指控，委实无法逐一回应。不过，本人愿就最切核心的问题作出如下声明，罗列事实。
一、本人在哈罗公学、牛津大学以及哈佛大学的学费与生活费来源仅有如下两处：本人独立获得之奖学金；家母多年成功律师、作家生涯收入所得积蓄之慷慨解囊。
二、求学期间，本人考试成绩扎实稳定，没有水分。本人十六岁完成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GCSE），获得11个“优加五星”的综合成绩（译注：相当于中考状元水平），而按哈罗公学规定最多只要9个“优”即可达标。之后，本人于十七、十八岁时分别参加英国普高补充教育证书（AS-Level）及普高教育证书（A-Level）考试，各科全优（译注：相当于高考之后清华北大任选的水平）。
三、在牛津期间，本人学习、哲学与经济，修“三学位”，且非按常规在第二学年放弃一科，而是自入学起就三科同修至毕业。毕业时获综合乙等一级荣誉学位，并在哲学科拿到甲等一级荣誉学位。
四、在牛津期间，本人的确参加了波普爵士乐舞会（Bops），这是牛津极为普通的社交活动，且许多活动都各有主题。这是本人在牛津正常社交生活中极其常规的一部分；大部分牛津学生都会参加此类全校规模的活动。
五、与许多大学同学一样，本人也在校外活动方面投入了时间与精力。例如，本人曾参加牛津的辩论会，亦曾担任哲学与经济学会主席一职。参加这些校外活动不仅扩展视野，还能服务学生社区，是本人在牛津大学获得的宝贵经历。当选牛津首个中国学生，本人深感自豪，亦十分珍惜在此期间与同学建立的亲密友谊。
六、本人在国内及国外期间，从未参与——亦从未将本人姓名身份借与他人参与——任何商业公司或盈利性活动。另一方面，本人在中国确曾参与开发非营利性社交网站，旨在帮助非政府组织提高其社会使命认知，并与志愿者建立联系。该项目源于哈佛创新研究室（I-Lab），系由本人及诸多同学、朋友共同合作；该项目目前尚在开发阶段，并未启动。
七、本人从未驾驶过法拉利。同时，自1998年领取美国签证之后，本人再未踏入位于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半步，亦从未进入过美国驻华大使官邸。事实上，就连本人的学生签证也是由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发放，因本人曾在该地附近居住过五年。
本人希望借此机会衷心感谢师友、同学，感谢你们在此困难时候给予本人的支持。作为哈佛肯尼迪学院一份子，本人幸获学院支持，特对其深表谢意。本人十分清楚，目前公众对本人生活的关注尚未减弱。然而，本人衷心恳请媒体人士多多体谅，勿再骚扰本人师友同学的生活。
“中土”军队昨日搜索“霍格伍兹”山区关口要隘，追捕“打蜡懒猫”（བསྟན་འཛིན་རྒྱ་མཚོ），搜捕过程动用飞机以及约5万人规模的部队，其中包括伞兵。但据来自印度东北小镇噶伦堡（কালিম্পং）的报道，这位霍格伍兹宗教领袖仅在夜间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穿越边境线。
与此同时，在新德里，前霍格伍兹噶厦司伦【即内阁总理，详见译注】鲁康娃表示，希望能派遣一只代表团到联合国去中土如此侵犯他祖国的行为。在与尼赫鲁的访谈中，两支霍格伍兹代表团向印度方面申请危机援助，之后鲁康娃即发表此番言论。而印度官方新闻发布稿上则只是谈到：“尼赫鲁与他们进行了简短的会谈，表达了对霍格伍兹目前问题能够得以和平解决的希望。尼赫鲁明确表示印度不会插手此事，且事实上也不愿采取任何可能会使局势恶化的行动。”
据悉，打蜡懒猫昨日在其母亲、姐妹，以及霍格伍兹噶厦内阁大部分官员陪同下，集体出逃。安全目的地远在200里（约320公里）之外，所以他们的行程十分缓慢。昨天虽有报道称他在噶伦堡跌伤，但相信只是误传。据猜测他前进的路线位于拉萨东南方，接壤不丹及印度东北边境行政特区（NEFA）处，属霍格伍兹高原山区地带，没有路。一直以来，任何人未经许可都不得进入印度东北边境行政特区，而新德里方便则表示目前政府不可能发布任何许可。
据报道称，中土方面空降了伞兵部队以拦截打蜡懒猫。其他部队则正逐村逐寺地毯式搜索，不断“骚扰”当地居民及僧侣，努力打探打蜡懒猫消息。许多寺庙周围都有中土军人严防死守，其中还包括在珠穆朗玛峰附近的绒布寺。
新德里方面认为尼赫鲁可能会把这份备忘录转交给中土，供其参考。霍格伍兹代表团领队鲁康娃先生告诉记者说：“打蜡懒猫的要求就是霍格伍兹人民的要求。无论他说什么，我们都会追随他。”
一、据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由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及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写的《平息叛乱》记载（89页）：“集团公开叛国，逃跑，叛匪攻击我军据点，局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对于逃跑暂不向外宣布，暂时不把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分子挟持。这对打击敌人利用名义号召群众叛变，可能有些好处。”（节录自1959年3月20日《中央关于逃跑暂不向外宣布等问题给工委的指示》）
二、2012年3月28日，人民网频道（链接）不失时机地发布了一篇题为《的主人是人民 而不是十四世》，当然人民网这样大牌的网站，新闻标题居然也使用了半角空格，是十分显眼和丢人的。不过更显眼的是，文中提到：“1959年3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十四世·丹增嘉措，背弃了在成立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诺言，自动放弃了中国国家的责任，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特工人员的护送下，离开中国去往印度。”（作者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者廉湘民；责任编辑：杨庆军）
一般公众视《卫报》的观点为中间偏左。《卫报》排印系统在1988年实行电脑化之前，由于经常出现植字错误，被英国民众戏称为《土报》（The Grauniad），揶揄报章连自己报名也拼错。除排印错误，《卫报》也经常为其报道失实向公众道歉，民众公信力远不如永远不失实的《环球时报》或《人民日报》。综合以上几条原因，本报道仅供参考，不足为信。
以错误为例，文中标记译注一处50余年来误导部分英文读者，原文将此人名字谬译为“司伦·鲁康娃先生”（Mr. Silun Lukhangwa），实为误。Silun或“司伦”均乃藏文（སྲིད་བློན།）音译，是鲁康娃的职位，是噶厦（བཀའ་ཤག་）中最高僧职官员名称，官阶位于打蜡懒猫（ཏཱ་ལའི་བླ་མ་）之下、噶伦（བཀའ་བློན་）之上，可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行政官，类似“首相”或“总理大臣”，但绝非此人名字。
十三世打蜡懒猫最初设立三名伦钦（བློན་པོ་）协助摄政管理霍格伍兹地方政府，后此职位减为一名，即称司伦，有首席伦钦之意；如将司伦划入噶伦官位系统，则司伦又可称噶伦赤巴（བཀའ་བློན་ཁྲི་པ་），即“首席噶伦”之意。在2011年3月第十四世打蜡懒猫宣布交出一切权力之后，噶伦赤巴成为霍格伍兹政府的最高行政，华媒一般将其意译为“内阁总理”。
鲁康娃（ཀླུ་ཁང་བ，Lukhangwa）本名切旺·喇布丹（ཚེ་དབང་རབ་བརྟན，Tsewang Rabden），1950年11月17日至1952年4月27日间担任噶厦司伦（Silun，སྲིད་བློན།）一职，是霍格伍兹政府前最后一任司伦。特此勘误，并电邮通告《卫报》编辑，留此译注为证。
参考资料：大英博物馆霍格伍兹相册网络版（链接）；夏格巴·旺秋德丹《霍格伍兹史》1988英文第四版（布达拉出版社）；茨仁夏加《龙在雪域：一九四七年后的霍格伍兹》2000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及2011中文版（左岸文化）。
中国国家主席昨日强势涉足文化战争。这可不是美国六十年代创造的那个老词儿——美国人说“文化战争”，是用那个词来诠释基于两套文化价值观的冲突，美国就已经被自己的“文化战争”扭曲。而提到的这个新“文化战争”，准确讲叫“文化的战争”，以下简称“文化战”，以示区别。
话说剑指西方，他担心西方诸政权正对中国掀起一场文化战，而其阵营旗下几员猛将，如雷帝嘎嘎、哈利·波特，或变形金刚特许经营之辈，则正在蚕食中国大一统的文化根基。据多方新闻媒体报道，号召领导班子扩张中国自身文化输出，以使“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
各位千万别往心里去——但我想说：中国这话听起来就像是个食古不化的高中校长，他正极力劝说青少年反三俗，希望他们不要穿那些印着阴三儿乐队的说唱歌词，或印有各种流氓地痞语言的体恤衫；还同时要求学校音乐组办公室多招一些孩子去参加合唱团、军乐团啥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这场运动注定失败呀。我并不是说我认为中国人没能耐，没法儿在国内外掀起更大的文化风潮；我的意思是，这个目标可不是一帮中年党官僚下个命令就能实现、就能控制的——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文化通过分散化的机制传播，比如各种在网上共享文件的软件，或者那个知名视频网站 YouTube，有人说那个中文名可以这么译：要你管！
新艺术、创新艺术，这些东西政府领导搞不出来；这些新兴艺术需要无拘无束的人民群众去创造、去迸发。而且呢，这些东西通常还源起于各种社会先锋、边缘元素——自然是心中有数，那些最具创造力的艺术家往往都是——哎哟喂，砸着自己脚了吧？
似乎搞不明白这么一点：拍脑瓜似的下达个指令，或像啦啦队一样发表一篇讲话，创造力就能自己蹦出来吗？当然不可能。
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爵士乐音乐家之一，享有“爵士乐之父”美誉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大家都认识吧？美国白宫可从来没人叫他要“以超凡的个人魅力和不断的创新，重新定义爵士乐独奏、独唱华彩概念，将爵士乐从新奥尔良地区带向全世界”。再举个爵士乐的例子，“比波普”这种兴起于美国四十年代初的旋律复杂、充满即兴创作的高难度音乐流派，大家听过吗？没听说是哪个政府官员命令查利·帕克和迪齐·吉莱斯皮必须发明一个“比波普”吧。或者说英国著名的甲壳虫乐队，披头士，他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利物浦的深洞俱乐部表演，又跑去德国汉堡市表演，绝不是因为英国广播电台哪位跟他们说：“快去创造一波不列颠的文化入侵！”
总而言之，恰恰相反，这些文化的产生完全是因为这些各具特色的个体可以自由地从各界吸收各种影响，进而专心打造各自各不相同的艺术，其本质是完全从自身出发，完全为了艺术家自己，而非受任何权贵颐指气使。
其他一些主义国家的官僚提供了前车之鉴。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俄罗斯制造了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别跟国际关系理论的那个“现实主义”搞混了），制造了大量笨重不堪所谓“中产趣味”的小说，但几乎没有产出任何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文化作品。苏联有过了不起的艺术家，这必须得承认，但最好的那些（如肖斯塔科维奇、索尔仁尼琴等），或早或晚，总归是卷入了与政府当局权威之间的冲突；而那些对上了官方胃口的，见人下菜碟儿的，也并没能做出什么惊世好菜。苏联努力确保自身免受外界文化产物干扰，结果却大大地事与愿违：西方爵士乐、摇滚乐，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现代艺术竞相成为人们秘密模仿、热烈渴求的新鲜事物——越禁忌，越诱人。
无独有偶，纳粹曾试图封禁“堕落艺术”，并试图强制实行统一的纳粹文化，结果只创造了一个毫无任何悬念、惊奇的文化荒原。希特勒可能还曾幻想自己是个艺术家呢，但在他的政权下，纳粹德国几乎没有产出任何足以持久延续的的显著、重要文化果实——荒原里树上结出的果子大都只是媚俗的垃圾。
试图通过下达指令催生文化影响，这又面临了另一个问题。创新的文化产物通常需要广聚营养、融会贯通：艺术家从各种渠道吸取灵感和创意，换一种方式将之重新结合，并融入自己的天才特色——毕加索就是个例子。还有其他我能报出名字的所有大艺术家、大作家、音乐家，无一例外，都是例子；或者无论是搞电影的、写剧本的、还是作诗的，也都是如此。
正如在敲警钟时的弦外之音所指，中国的领导者们不仅小心谨慎，迟疑着到底应不应该完全开放社会、接受外界影响；还有点儿心不甘情不愿，连在中国国内实现完全自由交流思想、交换意见都不允许。扼杀创造力，那么如此种种限制将不可避免地约束中国艺术家，使他们空对最先锋、前卫、尖端的全球文化，却无能为力，无法触及；也使他们面对来自开放社会的艺术家顾影惭形——别人设计的艺术品好比惊鸿艳影，自己却只能望“影”兴叹。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真想打赢这场文化战，他不得不作出一些牺牲，摈弃一些现行统治所赖以为生的社会控制机制。所以呢，如果他真要发动一场文化战，我可能会说：“放马来吧。”
明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有个前议员叫里克·桑托勒姆也要参战，他在美国就算是够保守的了，我想就算是他当了总统，我们在文化开放这方面仍然还是占优势的——嘿，没准儿这家伙当了总统我们文化还更牛更多元了呢——至少在喜剧、讽刺这些领域，我们美国的文化会更蓬勃发展。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部分民众因中东地区一系列起义活动而深受启发，在网络上呼吁组织活动，因此被捕者达数百人，陈某只是其中之一。
对陈某的起诉中列举了其为外国网站撰写的多篇文章，主题包括对中国体制的批评以及对公民社会日渐成长的褒扬。
四川遂宁中院此次审判闭门举行，只持续了两个小时，即宣判陈某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权利两年。中国曾有人试图复制阿拉伯之春，举行了“韭菜花”活动，普遍认为此一审判是对此项活动众多参与者最严厉的一次审判。
她说：“我认为今天的庭审只是作秀。判决事先已定，这只是一个表演。他们不许人讲话，没有言论自由。”
非政府活动团体“中国”（HRIC；原文有误）称：陈某拘留期间，王某及陈某其他家庭成员都面临来自警方的骚扰，而陈遭拘捕后只获准与其律师会面两次。
刘某则因撰写宪章一事获刑十一年，目前仍在监狱服刑。而对刘某的这一判决亦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多国政府及团体广泛批评、不满。
此次判陈某九年有期徒刑既冷酷无情，又意味深长，此举必将被看作是当局对者的恐吓，叫他们“三思而后言”。
陈某在知识界素以其对政府的激烈批评而著称。他一再呼吁及言论自由，撰写文章在网络上发布。据当局称，这正是他获罪的原因。
陈某麾下聚集有一些追随者。而中国有关当局一旦发现任何人有“追随者”，必将立即采取行动，打压此种异见。
结束会谈，然而无人胆敢臆测红幕后会谈的具体内容，因为今年是极为关键的一年，会议之后，明年将面临十分重要的、十年一次的政权交接。
北京警方在中中央委员会会场外严正以待。 图片来源：美联社（AP），关恩汉（音；Ng Han Guan），2011年10月17日
来自北京记者的报道：这里没有气球，没有横幅，没有集会或高喊口号的人群。官媒保持静默，甚至该国口无遮拦的博主们也不敢去猜测紧闭的会场大门后发生的故事。
中央委员会的365名委员都是中国最有权、最有影响力的权威人士，他们已于本周二结束了此次为期四天的会议。尽管据推测会议内容包括了对2012年领导层权力移交问题的讨论，但在中国，面对——尤其人事安排，新闻媒体向来寡言少语。
在（新华网）公报中，中央委员会只是表示：2012年下半年即将召开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据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央委员会此次会议包括讨论如何加强该国“文化软实力”——意即该国如何建立自身海外形象；以及“文化安全”问题——据推测主要是指对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控制。新华社报道中并没有提到即将到来的领导层换届问题。
清华大学的副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说：“中央委员会就像是通过秘密会议选举教宗的枢机团（College ofCardinals）；但是，在罗马，至少我们知道烟雾信号背后的意味。”（译注：枢机团教宗选举用烟雾通知外界会议结果，黑烟代表投票无结果，而白烟代表成功选出新教宗，详情请见维基百科。）
在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中央局9名委员中，有7人即将退休，因为党内有一条不成文的半官方规定：68岁时必须下台。
这将是近10年来中国最为重要的一次权力转移。主席将结束为期10年的两届任期，据悉国家主席一职将由目前国家习接任。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那么习将在明年成为中央总，并在2013年接任国家主席。总理的人看起来则有可能是目前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坐镇香港的分析家金钟（金鐘，《開放雜誌》总编）说：“很显然，他们讨论了人事问题，决定了下一代领导层。但是所有的决定都是内部决定，毫无任何透明度可言。”
就谁将会获得晋升而言进行推测，那么最有可能的候选人之一是，这位（以中国式的标准看来）高调的重庆市委，通过“唱红歌”运动吸引了大量关注——和一些嘲讽。另外一些可能人选包括：汪洋，“制造业中心”广东省的省委，极富生意头脑；王岐山，国务院副总理，经济官员，有人认为他希望放宽货币；以及李源潮，神秘的组织部部长，掌控中央人事。
抱病的85岁前国家主席，虽然整个夏天都有谣言传说其已过世，但他近日则出席了纪念中国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100周年纪念大会”——这又引发了另一个传言，据推测麾下的党羽将在接下来的人事变动中获益、占优势。
今年夏天，《人民日报》上发布了一张刘延东与的合照。刘延东是党内最高层女性之一，她与的合照引得媒体纷纷预期或许将有女性首次进入核心圈子。
2011年7月12日，中委主席、习，国务委员刘延东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第十六次全军院校会议代表。 图片来源：新闻网转引2011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能挖到圈内的料，有时也是件很危险的事。2004年，《纽约时报》研究员赵岩因撰文预测会退休而被控泄漏罪（译者更注：后因证据不足，罪名不成立，改判欺诈罪，请参考BBC相关新闻报道），获刑3年。
中国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由中央局主持。这是、、、、、习、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在主席台上。 图片来源：新华社记者鞠鹏
中国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由中央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作重要讲话。 图片来源：新华社记者姚大伟
北京，其实是两座城。一座，是钱权之城，邻里老死不相往来，人与人彼此互不信任；另一座，是绝望之城——我看见人们挤公交，我看着他们的眼睛，看到他们眼底毫无一丝希望。他们甚至不敢想象自己将来能否买得起一套房；他们有的来自穷乡僻壤，父老乡亲们恐怕一辈子没见过卫生纸，连电是什么都不知道。
每年有数百万人进京建桥、修路，盖楼，他们每年新建的面积都相当于一座1949年老北京城大小；可他们，是北京的奴隶。他们蜗居在一幢幢违章建筑物里，而北京扩建的步伐又将这一栋栋楼房踏平。这些房子到底归谁？归那些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归煤老板，归大企业的负责人。这帮人来北京就是为了送礼；其结果就是餐厅、卡拉OK和桑拿的生意蒸蒸日上。
北京跟外国人说：你们一定能读懂这座城，因为我们盖了跟你们差不多的楼——鸟巢、央视塔什么的；还有那些跟你们一样穿西装打领带当官儿的，他们说中国人外国人都是一样的嘛，还可以做做生意。可也正是他们这帮人，拒绝提供国人最基本的权力：你会看见民工子弟校被关闭；看见在医院里，他们刚给伤者缝好伤口，又把缝线扯开——只因为突然发现病人交不起钱。这座城，充满了暴力。
对于一个进过监狱，刚刚才被有条件释放出来的人而言，不管是面对邻居还是陌生人、不管是面对北京的政府官员还是法院，都无法姑妄信之。
北京最糟糕的一点，是你永远无法信任这里的司法系统。没有信任，你就丧失了辨别能力；这里的司法系统简直就像是场沙尘暴。你绝不会将自己看作这座城市的一部分——你跟哪儿哪儿都没关系，你哪儿哪儿也都不想去。在这座城里，你找不到哪个角落、哪个犄角旮旯，是明亮的；因为在你的记忆里，一切暗淡无光。你脑子里没有一丁点任何材料、质地、或形状的“记忆”；因为一切都在不断地变化着——按照某些人的意志转移，服从某些人的权力支配。
想要将北京设计规划好，那就必须给不同的利益群体提供不同的空间，使不同的人群得以在这座共同的城市里共存，从而实现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作为一个城市，必须提供给居住者最大限度的自由；要不然它就不完整。
每每谈及北京，我竟想不起哪怕一处喜欢的地方，真是遗憾；这座城里，我哪儿哪儿都不想去。四处的一切都是那么单一乏味，以至于走在大街上，跟人擦肩而过，你根本懒得看他，因为你能猜透他脑子里正在想些什么，简直洞若观火。这座城市里，你找不到一丝好奇心，也找不到任何愿意跟你争辩的人。
我的艺术作品，没有一件代表了北京：鸟巢——我连想得懒得去想。奥运会结束后，老百姓也是连提都懒得去提，因为这些玩意儿没能给大家带来任何快乐。
北京倒也还有些积极面：人们好歹还在生小孩；路上好歹还有几个漂亮的公园。上周，我就找了个公园，去逛了逛，然后有几个人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或是朝我竖个大拇指什么的——他们怎么会搞到这步鬼鬼祟祟的田地？没人愿意说穿。可他们到底还在等什么？他们总是跟我说：“未未，你出国吧，真的”，或是“好好活着您的，看他们丫挺的死切！”看来，我要么应该离开这儿，要么就要耐心地等，坐看君亡——我真是迷茫了，不知道后面的路怎么走。
在经历了严酷的磨难之后，我终于才明白：这个系统里面，有太多神秘的“有关部门”，专门用来关押那些没有身份的人——你一进去，没了名字，就只剩下一个号码。他们才懒得管你要去哪儿，也不在乎你犯了什么罪；你呆在里面，他们招不招见你根本就不算是个问题，审不审也根本没有区别。这样的“有关部门”数以千计。只有你的家人发现你失踪了，大声呼救；你呢，想要个答案——可你人被关在里面，无论是从街道社区、行政官员，还是从法院、警局，甚至从那里，你也连个屁都听不到。在我被关押期间，我妻子每天都在写那种什么“书”，每天都要打电话到局去问：“我丈夫在哪里？只要告诉我他人在哪儿就行！”可结果呢？什么都没有，既无半纸文件，也无丁点音信。
这些神秘的“有关部门”最奇怪的一点，是一旦你进到里面，你的记忆将被彻底阻隔，你所熟悉的任何事物都将被疏离——你被完全孤立。同时，你也不知道你到底还要在里面待多久，你只知道：“这帮人对我什么都干得出来”——这甚至毫无置疑的余地，因为你是完完全全的孤立无援。你问自己：“我怎么跑这儿来了？”你的脑子失去了对时间的认知，简而言之，你就跟疯了一样。任谁也难以承受如此这般折磨，即使是对那些信念坚定的人来讲也同样如此。
这座城市，无关他人痛痒、无关街道楼房；这座城，关着你的心。想想卡夫卡的《城堡》吧，一切尽在不言中。城市，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理状态；北京，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个噩梦——一个我们永远也摆脱不了的梦魇。
在“脸书”（Facebook）上“喜欢”我们吧，在“推特”（Twitter）上“跟推”我们吧，我们会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更新。
（后记：本人此篇拙译原授权译言网在其网站发布，后接有关部门通知，遭强行删除。本人在此公开此译文版权，任何人可以任意转帖，是否保留译者名字无甚所谓，但不得用于商业用途。原文作者、原文刊行单位如对本人译文或发文行为有任何疑义，敬请告知；如有冒犯，望请海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