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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武汉作家方方所写“方方日记”在国内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舆论场，也成为许许多多“吃瓜群众”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对于方方日记的认识，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审视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和视角。为减少某些读者刻意的去思忖、揣测我的身份以及我的立场，我首先毫无遮掩地亮明我的身份、旗帜鲜明地表明我对方方及其日记的态度：我本科和研究生均就读于南京某高校，现为体制内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今年1月27日（正月初三）以来一直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曾连续近一个月均在晚上11点左右下班，近日在网络上亮明身份、积极支持方方的丁帆、杜骏飞、周晓虹等知名教授，都曾是我的授业老师，在学校里或多或少都曾经上过他们的课、听过他们的讲座，撇开价值判断、政治立场的分歧，我个人对几位教授日常生活中做事做人的风格是比较尊重的，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有着相对比较温和的工作和生活态度，对各层次、不同背景的学生都能够以礼相待、力所能及的给予关心和关怀，私以为其实正是这种温和的态度投射或者说衍射到政治立场上，理性、中立、客观、自由等相关语汇似乎也成为他们内心深处力图追求和秉持的价值准绳，所以当他们无一例外、异口同声地发表支持方方及其日记的声音时，我觉得这是可以想象和预见的场景，但这并不妨碍我对方方及其日记的反对态度。
方方的日记我读过大部分、精读过一部分，同时也分别读了一些支持她的、反对她的文章。相比较而言，支持她的名家大咖着实不少，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位教授，中新社、财新网以及人大、武大、华中师大等知名高校的许多人文社科类学者，纷纷在这次舆论博弈中登场，都公开发表过支持方方的言论或文章，其主要主张或判断基本上都是围绕方方展现了文人的风骨，要保护和捍卫作家的书写自由；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方方粉丝口中庞大的“小粉红”群体，这些群体认为方方在国家危急时刻散布谎言、在战“疫”大战正酣之际动摇军心，呼吁方方要为自己的言论承担责任。借用阶级分析的视角，其实双方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不同群体的声音，前者是经历了“文革”、怀念改革开放初期所谓自由开放的“河殇一代”，而后者更多是90后甚至00后的新生代，成长在红旗下、见证了新千年后国力的日渐升腾，两个群体之间政治立场的冲突，也从侧面反映出当下社会不同阶层之间似乎有撕裂的态势趋势。
伟大先哲孔子曾经说过“人之初，性本善”六个字，这六个字通过幼年时日复一日的吟咏和年复一年的规训，早已内化为数千年来浸润在中国主流知识群体的文化烙印，似乎也成为他们思考和推演包括政治事件在内的一切事务的前置立场和评价标准。不同于儒家文化中向善的本能及预设，西方的基督教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所以需要通过外在的力量来压制人的罪恶本性。抛开“性本善”亦或“性本恶”的判断，我认为“人是自私的”是人最根本的自然属性和生物本能，这种自私的本能和属性终其一生影响着和诱导着人的各种生存选择，使得每个个体无时无刻蕴藏着逐利的强烈倾向，所以说在这种映衬下，像方方这样有着强烈的“利他主义”倾向、拥抱世界大同的个体，我们要进行审慎的甄别和观察：方方难道真的是“利他主义”的标杆、文人风骨的典范？其实不然，翻阅方方日记，我认为她恰恰是把人性中的伪善、自私及“双标”演绎的淋漓尽致。
其一，她和她的粉丝们似乎熟稔于福柯、哈贝马斯等西方名家的学术理论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沉湎于对国家机器的嘲讽、宏大叙事的解构和平民视角的碎语，其文字之中到处充斥着对官方语境、集体意志的反对，并自发地衍生出“被迫害妄想症”，不允许任何人对她的反对，事实上在有意无意地制造自己“英雄”的幻象，把自己锻造成为反抗对抗官方话语体系的先锋和象征。一个反“英雄”的人，最终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英雄”，成为其信徒尊奉的“圣人”，岂不可笑？
其二，她嘲讽体制的一切，反对一切的体制化、威权化，然而自己又时时刻刻享受威权给自己带来的一切特权，从在疫情最为紧张时刻利用私人关系安排自己侄女乘机离汉、到欢欣鼓舞于自己权贵朋友带来的紧缺医用口罩、再到一次次地转发圈内知名战友为自己加油助威的文章，甚至是在网络上故作神秘地训斥“吃瓜群众”有些惊天秘事，似乎只有她这个厅级干部知晓，而没有显贵之人作为好友、无法接触官方内部文件的芸芸众生，怎么能对人家这样的厅级干部进行质询？活脱脱地展现出一个“食利阶层”边吃饭边砸锅的嘴脸，这样的行为，岂不可笑？
其三，日记日记，何为日记，应以纪实为主，然而方方的日记多乃道听途说、一家之言，一个居家的老太太竟然成为武汉人的情报交流中心，各种不幸的故事、各种官方的不作为、各种负面的情绪全都在她这边汇集、发酵，然后经过她的再加工向外界流散。我们未身在武汉，无法对那些不幸的家庭和个人产生真切的感同身受，但这并不能妨碍我们产生这样的思考和质疑：她为何成为情报交流中心、信息集散之地，是诡异巧合还是故意为之，其是否有被人操控之嫌？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坚决反对这种蓄意制造谎言、捏造新闻、虚构悲情的行径。而方方及其粉丝在面对此类的质询时，总是轻描淡写，连道歉也是扭扭捏捏、不甚情愿，这样一个已身居高位、登上神坛之人，似乎已经没有办法拉下脸来直面自己的错误了。这样的“日记”，岂不可笑？
其四，她以及她的粉丝大笔一挥、大嘴一张，将一切反对她的人及其追求的政治立场，统统贴上“极左”的标签，并借用阿赫玛托娃及其《北方的哀歌》、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罪与罚》、汉娜·阿伦特及其《极权主义的起源》、索尔仁尼琴及其《古拉格群岛》等皇皇巨著，使之成为其对抗极权、展现风骨的有力武器。简言之，支持她的就是朝奉“自由灯塔”的同行者，反对她的就是极左，就是政府的帮凶，就是人类的毒瘤、文明的未开化者和有组织的阴谋。姑不论网上有很多类似于我这种毫无组织性、更无所谓组织的反对者，这种绝对的非黑即白、打倒一切、政府原罪论，莫非就是方方及其信徒们标榜的理性、客观、中立，这就是文人的风骨？这种文学情感毫无逻辑性的投射、自我想象的敌人以及与之“英勇”搏击所产生的自我崇高感，难道就是有些粉丝称之为的文人风骨？以标签化标榜自己去标签化、宣扬众生平等，岂不可笑？可以想象，在“自由灯塔”光芒之下，掩埋的是自我的麻痹和无尽的黑暗。
方方的粉丝们认为写作的过程大于结果、形式重于内容，高呼方方继承的是屈原、鲁迅等先贤的衣钵，伸张的是书写的自由，弘扬的是知识分子不畏强权、直言不讳、文人论政的传统，是对正义、自由、理性的呼喊，其旨在打破思想禁锢的冰河，至于写作后果不应当由作家承担，要不然就是搞现代版“文字狱”。而其反对者，强调的是写作者在行使自己写作权利的同时，也要一己承担书写的结果。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反对者，都相信每个作家、每个个体都有书写的权利与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有边界的，书写出来的作品不能是有害的。何谓有害，我给不出确切的内涵，因为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定义与解释。但是在当下，我确信这种以道听途说的谎言流言谣言，编织成的所谓纪实性的日记，其弊大于害，写作者必须要对这样的作品负责。
现代社会早已经不是旧时光的模样，但是我们的部分文人们、作家们似乎还没认识到这一点，还迷醉于、徜徉于80年代末的启蒙童话，还习惯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文人旧习。在他们的梦境之外，社会分工的精细化程度早已超出普通个人的常识范围，像方方这样的人文工作者，未曾对自己非擅长领域的政府治理领域进行一番深耕细作、深度参与和研究，更不必说考虑治理规模、治理手段、治理成本及其边际效用等深层次问题，而是以自己简单的认知体验来质疑武汉地区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工作，就连提出的质疑都让人啼笑皆非、无可奈何。至于某老师提出的“感动而不反思，一定会有更悲壮的下一次”等类似呼喊，乍听起来这样的文字的确极具煽动人心的力量，可这样的煽动、这样的自我感动看似高深，实则是非常廉价的，也是非常浅显的。他是否知道、是否看到，以他所居住的江苏省为例，正在进行一场从上到下的对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反思，从公共安全教育到干部能力作风，再到基层治理能力以及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应急体系短板等等，都在进行着一场全方面、整领域的变革，各类调研报告每天递到决策者的案头，规范发热门诊运作、加强医疗卫生力量储备、改进疾控直报系统等工作正如火如荼、有条不紊地开展。真诚地劝告一句我们的部分作家，不要把事情简单化、片面化，避免倾盆大雨似地宣泄廉价的情感，更不要认为体制内的人都是尸位素餐、糊涂无能之类，无论是基于个人政治抱负还是国家未来发展，许多体制内的人都拥有着你们可能想象不到的危机意识和进取精神，真心地拜请你们多做一些田野调查，真正地走进人民群众中间，实事求是地书写这个时代的故事。
最后，以个人之名，恭喜方方女士，成为《The Diplomat》口中“武汉的良心”，在此也向我们的“良心”作家方方女士，提出三个方面的质疑，或者确切地说是诉求：
一是有没有勇气说清楚自己侄女乘飞机离开武汉这一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这其中有没有假借公权力谋求个人私利的行为？
二是有没有勇气退出体制、拒绝体制化，主动向湖北省作协及其主管部门请求撤销自己的正厅级退休待遇，从此做个心无旁骛、不依附于体制的体制外批评者？
三是有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双标”，敢不敢为你在日记里撒的那些谎话负起责任，向被你蒙蔽、欺骗的公众郑重地道歉？
如若上面最基本的三点都做不到，想必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再相信您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话了。毕竟，这样的知识分子，门槛太低了，吃饭砸锅谁又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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